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杂志，作者玛丽亚·雷普尼科娃是佐治亚州立大学威廉·C·佩特战略传播学捐赠教席教授，也是即将出版的《争夺软实力：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塑造》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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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以来，他不断拆解美国传统的软实力渠道。
美国国际开发署已停止运作，美国之音则陷入立法和司法争斗之中。国务院大幅缩减了人员与项目。新出台的签证和移民限制政策让美国变得更难进入，也对潜在访客失去了吸引力。
华盛顿以强制和交易为主的对盟友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外界的信任。《纽约时报》援引前北约官员杰米·谢亚的评价，称这一系列深远变化是美国的“软实力自杀”。
许多专家和评论员将美国的衰退视为中国的机会。
已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曾在今年初警告说，中国“已准备好填补特朗普所制造的真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黄严忠也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行为“强化了中国的魅力攻势”。
但，中美之间的软实力竞争并非一场零和博弈。两国在构建软实力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中国往往通过务实利益吸引他国，而美国则将理念和价值观置于其外交工作的核心。特别是在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和美国的“赠礼”被视为互补而非替代品，这些国家普遍愿意两者都接纳，而非择一而从。
过去三年，尤其是自特朗普再次当选以来，中国的相对地位确实得到提升。
随着美国退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显得更为开放可靠。但这并未让中国成为全球软实力的领导者。尽管北京在外交中仍强调其务实优势，但对低收入国家的国际援助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也鲜少表现出有意取代美国国际开发署角色的迹象。
中国也没有试图扮演推广全球治理模式的角色。
尽管全球对中国的看法总体较以往更为正面，但这种态度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即使是对中国态度最友好的国家，也往往既感激又有所保留。美国软实力的退却确实让中国获得了某种被动的地位提升，但这远不足以保证其未来能在全球拥有更强大的影响力。
维持现状
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与奈提出的原始定义存在显著差异。
奈强调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是影响他国而非依靠强制手段的关键。然而，在中国的论述中，文化权力与物质力量是融合的。北京将经济发展模式、技术创新、对发展中国家的物质援助，连同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一起，视为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当中国领导人试图吸引发展中国家时，他们始终强调中国追求的是互利经济合作，并将“人权”理解为一种以经济权利和物质福祉为基础的概念，而非个人自由或政治自由。
中国的外交重点是向他国提供实际利益，无论是贸易协议（通常伴随着某种文化展示）、基础设施项目，还是旨在培训官员、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学生的交流项目。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可选择的替代方案更少。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数据，特朗普政府削减美国国际开发署预算后，中国的双边发展援助承诺已经是全球最大。高额美方关税则反过来凸显了中国的贸易开放性，尽管其贸易行为仍受到“不公平”的批评。
中国对国际旅客的欢迎态度——如今已有超过70个国家的公民可享受30天免签待遇，与美国日益严格的入境政策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尽管特朗普的政策为中国提供了机会，北京并未明显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
中国最近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承诺金额普遍低于以往，且尚无明显反弹迹象。例如，在5月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共33国）举行的峰会上，北京承诺提供的信贷为92亿美元，不到2015年同一峰会承诺金额的一半。9月，中国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承诺的贷款也只有14亿美元，远低于2014年承诺的50亿美元。
这种下降反映出北京正在“修正”其“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转向“小而美”的项目，很可能是出于国内经济压力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债务高企的现实考虑。
尽管中国仍在向资源丰富的邻国和一些高收入国家（如美国、俄罗斯）提供贷款，但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度放贷已使北京日益谨慎。在一些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中国甚至暂停了新贷款发放。
中国也并未填补美国国际开发署所留下的其他空白。
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援助预算（不包括开发金融）仅为美国当年预算的一小部分，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优惠贷款而非无偿援助。到目前为止，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如增加对柬埔寨最大排雷组织的支持，或非正式保证将向尼泊尔提供人道援助，北京才介入美国开发署撤出的空档。
但这些零星例子远不足以构成中国外交重心的整体转向。
不过，中国并非在所有方面都保持克制。近年来，中国与拉美、中东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民间投资都有所增长。但这些扩展主要由企业推动，而非国家主导，尽管两者界线有时不甚分明。
中国模式？
美国已减少在全球推广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的努力，不再刻意强调自身是“值得效仿的民主国家”。这本可为中国提供一个借力发力的机会，用自身意识形态填补这一空缺，但北京或许既不愿意，也未必具备能力这么做。
相较美国，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一向不侧重于推广政治理想和价值观。这一趋势可能正缓慢发生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官员谈及“不干涉原则”，以及在峰会和培训项目中提出现代化和民主的“另类路径”时。
但中国所传递的信息，并不像美国过去那样展现出国家在全球秩序中应有的角色愿景，也没有形成清晰的对外治理模式。
这种模糊策略可能是有意为之，既保留了灵活性，也有助于塑造中国不那么具有压迫感的大国形象。
如今，北京意识形态推广的一大主题，是强调中国不同于西方。
在演讲与评论中，中国官员常批判西方霸权，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稳定的大国。今年7月，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批评美国破坏战后全球秩序，声称中国是一个“言而有信”的国家。
9月，习近平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呼吁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并启动全球治理倡议，展现推进多极化目标的决心。
在与非洲领导人及政策制定者的交流中，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往往将“非干预、仁政”的中国，与“干涉性强、反复无常”的美国作对比。
比如，中国宣称的现代化路径，强调尊重国家差异，而不是强加西方规则。借助对美政策中的不公平成分——无论真实或感知层面，中国设法营造一种“共同受害者”的认同感，从而拉近与部分国家的关系。
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也从早期关注边境安全的地区机制，逐步扩展为一个涉足全球外交的平台，成员国从2001年的6国扩展至如今的10个正式成员、14个对话伙伴和2个观察员，还有更多国家等待加入。
但中国的宣传大多停留在对美国主导地位的批判，呼吁在国际机构中争取更多话语权，却仍未构建出一个明确的、能够激发人心的全球替代秩序。
同样，美国民主制度近期经历的剧烈动荡，似乎也为中国提供了向国际社会推介自己治理模式的良机。然而，这一模式究竟包含什么内容，至今仍不甚清晰。
在我对中国为非洲政策制定者举办的培训研讨会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教育者与官员并不试图将中国政治制度描绘成完全不同的体系，而是通过采纳并反向运用西方概念来推广自身制度。中国被描述为另一种形式的“民主”，但更加高效、能够更好地回应民意。
这些培训的中国主讲人，很少提供任何关于如何效仿中国的路径，即便是在扶贫这类中国广受认可的成功领域也不例外。在一次亚的斯亚贝巴的研讨会上，一位埃塞俄比亚官员要求中国讲师至少给出一些关于如何借鉴中国经验的具体建议，结果另一位中国专家插话道：“我们不是来给建议的”，随即切断了讨论。
与农业或技术转移相关的技术培训可能更具操作性，但非洲官员和记者告诉我，在中国的整体发展和政治经验方面，他们几乎得不到具体的建议。
在缺乏具体路径的情况下，北京虽然能将自身作为“榜样”展示出来，但难以成为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模式”。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在软实力上取得新进展。近年来，中国流行文化产品日益受到欢迎，如Labubu拉布布玩偶、《哪吒2》动画电影，以及多款热门电子游戏，加上人工智能平台DeepSeek等技术输出，媒体纷纷以“中国变得很酷”为题进行报道。
这类文化影响，确实可能转化为外界对中国价值观和治理理念的好感，尤其是当外国公众热衷于歌颂中国历史、传统或未来科技的影视游戏作品时。但Labubu和DeepSeek更直接体现的，是中国在商业与技术上的实力，这增强了中国的物质性软实力，却不一定能传播中国的治国理念。
相对优势
软实力始终难以被精准衡量。舆论调查或许可作为一种近似指标。自特朗普连任以来，调查显示中国的国际好感度至少被动获得提升。
今年7月，皮尤对24个国家的调查发现，虽然人们对美国的整体好感度仍高于中国，但差距正在缩小。自2024年春以来，美国的正面形象大幅下滑，例如在加拿大，美国的好感度下降了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中国的形象则略有提升。
另一项涵盖五个拉美主要国家的调查显示，在所有受访国中，选择中国作为经济伙伴的人数，都超过了选择美国的人。
但这些正面信号仍伴随着警示。各地对中国的看法差异依然显著。非洲和拉美整体倾向于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而亚太和欧洲地区则普遍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在这些地区，中国被视为安全威胁的担忧远远超过其经济吸引力，尽管美国的影响正在减弱。
此外，把中国视为经济伙伴，并不等于信任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
在皮尤7月调查中，25国受访者中有66%的中位比例，表示不信任习近平会“在世界事务中做出正确决定”。这种对中国经济与意识形态认知上的落差，在与政策制定者的交流中也屡有体现。
参与中国外交培训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告诉我，他们钦佩中国的经济实力，也认可中国的物质援助，但对于“合作是否真正互利”持怀疑态度，甚至直接提出疑问：“这是共赢，还是中国赢？”
他们很难清晰表达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立场，除了对其追逐自身利益的印象之外。
这类对中国经济力量的微妙不满与担忧，在问卷调查中鲜有体现，但却在现实中不断显现。即便在埃塞俄比亚这种较为亲中的国家，全国大学生也普遍表达出对“一带一路”长期影响的忧虑。一些人提到，埃塞俄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第二大贷款接受国，若无法偿还债务，中国是否会接管关键项目和产业。
在中亚一些相对亲中的国家，过去十年里反对中国基础设施与能源项目的抗议活动也愈发频繁。
对那些倾向于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回旋空间的国家而言，美国的撤退反而加剧了焦虑，因为这让中国在区域内缺乏制衡。
因此，将中国软实力地位的相对提升称为“中国胜利”尚属为时过早。目前为止，北京似乎更倾向于“克制”，而非全力利用美国的衰退。
与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前一样，中国依旧以可靠、易接近的发展伙伴形象示人，但在海外支出方面依旧谨慎。
中国的意识形态信息，仍然主要建立在对西方的批判基础上，而不是提出一个有吸引力的替代全球治理构想，也没有提供可复制的政策方案。很多国家的公众对中国仍然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全球领导力方面。
然而，北京的保守做法或许是一种战略选择，而非软实力薄弱或不感兴趣的体现。
中国避免过度承诺，也减少了外界对其国内政治和全球愿景的审视，同时还能从美国退场中获得被动收益。
与过去的华盛顿不同，北京更关注于为自身道路争取合法性，而非说服他国走上相同路线。强调中美之间的鲜明对比，对于中国而言，目前可能已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