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杂志网站，作者伊丽莎白·伊科诺米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中国与世界项目”的联合主任和哈格罗夫高级研究员。2021年至2023年，她曾任美国商务部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她是《中国眼中的世界》一书的作者。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China News Service, CC BY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2025年10月13日，中国货轮“伊斯坦布尔桥”号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这一靠港看似平常。英国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英之间船只全年往来不断。
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这艘货轮所经航线。这是首艘直接通过北冰洋前往欧洲的中国大型货轮。全程耗时20天，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或好望角航线节省数周时间。
北京称这一航行是地缘战略上的突破，有助于供应链稳定。但更重要的隐含信息没有被公开宣示：中国在全球新权力领域中的经济与安全雄心之深。
北京在北极的布局只是冰山一角。
为海外华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分析，更多内容和全文可在蓝天、电报、x查找causmoney，或直接谷歌搜索caus.com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领导人就已开始讨论在现实和象征意义上的全球边疆展开竞争：深海、两极、外太空，以及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徐光裕所称的“权力领域和意识形态”，今天这一概念还包括网络空间和国际金融体系。
这些领域构成全球权力的战略基础。对这些领域的控制将决定能否获得关键资源、互联网的未来走向、铸造世界储备货币所带来的多重利益，以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能力。
如今多数分析人士关注的只是竞争的表象——关税、半导体供应链中断、短期技术竞赛，而北京则在构建对未来数十年起决定性作用的底层系统的能力与影响力。
这正是习近平提出让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梦想的核心。
北京在这场较量中已取得有利位置。面对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的策略一以贯之，有清晰的逻辑和行动手册。中国正投资建设必要的硬实力，并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嵌入相关机构体系，并大量派遣中国专家与官员进入这些机构，推动规则改革。在无法控制现有机构时，北京就另起炉灶、设立新机构。
北京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高度灵活，积极试验不同平台，重塑立场，并以新方式部署已有能力。
直到最近，美国决策者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在当今关键领域构建权力的成功程度。而现在，他们又有可能忽视中国主导未来体系的意图。
换句话说，美国不仅在退出当前国际体系，还正在失去塑造下一个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
海底
1872年，英国派出船只打捞世界首批多金属结核——这是一种海洋沉积物块，可能含有锰、镍、钴等关键矿物。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科学家才提出这些结核具有重大经济价值。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Tenneco公司旗下子公司Deepsea Ventures宣称，其可通过太平洋海底采矿满足军方几乎全部镍和钴的需求。
Deepsea Ventures最终未获得大规模开采结核所需许可，最终关闭。但与此同时，其他国家已开始就全球海洋权益与义务展开谈判。这些谈判最终促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公约于1994年11月正式生效，确立了对各国领海以外深海资源的管理规则。
缔约国设立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并与全球主要矿业公司一道出资支持该机构管理这些资源。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深海采矿。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了多种潜水器原型及可进行勘探与采矿的设备。1990年，北京设立国有的中国海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专门协调中国在国际海域的海底勘探与采矿工作。从2011年起，中国将海底采矿能力纳入五年规划。
2016年，北京出台《深海海底资源勘探开发法》，旨在加强科研与商业能力，为参与海底资源国际谈判提供法律框架。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建立了至少12个深海研究机构，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民用科研船队。
习近平已将深海海底列为中国优先发展的关键领域。“深海蕴藏着尚未发现和开发的宝藏。”他在2016年5月说，“为了获得这些宝藏，必须掌握进入深海、发现深海、开发深海的关键技术。”
当前中国已主导全球陆地稀土供应链，若再掌握深海矿产，将进一步巩固其在关键矿物上的控制地位。深海采矿还可服务于中国另一安全目标，即为海底测绘和铺设海底光缆提供便利，这些光缆可用于海军与潜艇作战。
随着中国国内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ISA）中的作用也随之扩大。自2001年以来，北京几乎持续担任ISA理事会成员。理事会由36国组成，是决定采矿法规、合同批准和环境规定的关键机构。
中国为机构提供大量支持，包括提交文件、评论草案，并在关键技术职位安插本国专家与官员。中国对ISA的资金支持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已为其在制定海底资源勘探与开发规则方面施加更大影响奠定基础。
中国企业已从ISA获得五份海底采矿勘探合同，为各国之最。
中国正利用深海能力积极吸引新兴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国家，鼓励那些依赖中国建造平台、船只或加工设施的国家和企业与北京保持一致。
中国已与库克群岛建立科研伙伴关系，意在最终开发地区海底矿产，并正与基里巴斯洽谈类似协议。2020年，北京与ISA合作，在青岛设立培训与研究中心，为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提供实操经验（如操作水下机器人）和联合研究机会。
中国还在金砖国家（BRICS）框架内推动合作，在杭州建立了金砖国家深海研究中心。
但北京在推进过程中也遇到了阻力。尽管中国倡导合作，却是极少数主张加快采矿进程的国家之一。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报告，2023年，北京“单方面”阻止ISA讨论海洋生态保护与采矿许可证的审慎暂停。这与近40个支持暂停或冻结采矿的ISA成员形成对立，这些国家主张在建立严格监测和环境保护机制前不应启动采矿。
中国也未能说服金砖国家：巴西支持10年审慎暂停，南非要求强有力的环境与经济保护框架。印度虽然支持更快开发，但对中国科研船的军事用途保持警惕。亚太多国（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帕劳和台湾）也担忧中国深海勘测船以军事为目的进入专属经济区。
尽管中国尚未在ISA的规则制定中取得主导，但其并未停下脚步，正加速投资于具有军民两用价值的海底采矿技术，包括自主水下航行器和载人潜水器。
这些装备不仅能助其在商业采矿中占据优势，还能实现如一名中国军事分析人士所言的目标，攻击敌方大型舰队与海军基地。
寒地博弈
深海并非习近平希望掌控的唯一边疆。
2014年，他还宣布中国要成为极地强国。与海底类似，北极蕴藏丰富自然资源，包括全球未开发石油储量的13%、天然气储量的30%，以及大量稀土元素。随着冰层消融，北极也将成为新航道，如“伊斯坦布尔桥”号所使用的航线。
在2018年发布的北极白皮书中，北京宣布将通过开发航道、投资地区资源与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极地丝绸之路”。同时还将北极治理议题拓展至气候变化等问题，主张非北极国家的参与权利。
白皮书写道：“北极的未来关系到北极国家的利益、非北极国家的福祉，乃至全人类的命运。北极治理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贡献。”
中国对北极的兴趣由来已久。
1964年，中国成立国家海洋局，职权之一就是开展极地探险。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极研究加快。1989年，中国在上海成立极地研究所，并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扩展北极科研能力与国际合作。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该理事会成员包括加拿大、丹麦（含格陵兰）、芬兰、冰岛、挪威、俄罗斯、瑞典和美国，以及原住民族代表。
自此，中国成为最活跃的观察员之一，参与多个工作组与特别小组。中国研究人员持续主张，中国应在北极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理由是气候变化使北极成为全球公地，中国企业在北极航运与能源中不可或缺。
但北京的努力也遭遇抵制。北极国家愈发担忧过度依赖中国投资带来的安全风险。加拿大、丹麦、冰岛和瑞典都拒绝或取消了中国在当地的多个北极项目。
根据贝尔福中心2025年的研究，中国在北极提出的57项投资项目中，活跃的仅18项。
与对中国投资趋于审慎的民主国家相对，俄罗斯却选择敞开大门。自2018年以来，中俄建立了北极事务双边磋商机制。特别是2022年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俄罗斯被其他北极理事会成员孤立，中俄关系进一步加深。中国企业已签署协议，开发俄罗斯的钛矿和锂矿，建设新铁路与深水港。
中俄在北极探索、商业和巡逻方面的能力已远超美国。中国还借与俄罗斯的合作加强对北极的军事介入。自2022年起，两国已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和整个北冰洋进行多次联合演习，并在阿拉斯加近海联合进行轰炸机巡航。
北京与莫斯科还联手推动金砖国家更直接参与北极事务，成立了金砖国家海洋与极地科技工作组，俄罗斯已邀请金砖国家在斯瓦尔巴群岛共建国际科研站。
尽管如此，中国的外交努力未获预期成果。
巴西与印度更多通过与俄罗斯的双边合作参与北极事务，部分印度分析人士甚至对中国在北极的扩张表示担忧。尽管中俄看似结盟，莫斯科并未支持北京扩大北极治理角色的主张。两国联合军演多数是象征性行为。
2020年，俄罗斯外交部北极理事会特别代表尼古拉·科尔丘诺夫赞同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观点，即“国家分为北极国家与非北极国家”，并指出中国并无“北极身份”。
同年，俄罗斯还以向中国提供潜艇探测方法相关机密为由，指控一名研究北极的俄罗斯教授叛国。
太空
然后是最后一块前沿领域：太空。
早在1956年，中国就将太空探索视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随着苏联和美国在1957年和1958年相继发射人造卫星，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宣布：“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随后，中国于1970年4月将“东方红一号”送入轨道。
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太空计划，出于科学、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需求。2000年，中国政府发布第一份太空白皮书，明确提出利用太空资源、实现载人航天、以及以月球为中心开展探索。
太空也是习近平高度重视的领域。2013年，他表示：“发展航天事业，把中国建设成航天强国，是我们一直追寻的航天梦。”
2017年，中国制定路线图，计划到2045年成为“世界领先的航天强国”，并规划了多个重大突破。中国也确实取得了进展。除了日益成熟的商业航天计划，中国还发展了先进的太空战能力，包括不断扩展的侦察、通信和预警卫星网络。在已进入轨道的700多颗中国卫星中，超过三分之一用于军事目的。
中国2022年发布的太空白皮书高度评价这些成就。
一些美国太空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可能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航天国家，其中可能包括成为继1972年美国“阿波罗17号”任务之后，第一个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
就像深海海底一样，中国在太空前沿领域的强大技术能力和相对宽松的治理环境，使北京能够在太空事务中扮演重要的主导角色。中国已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太空研究与探索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与2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还与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合作，在天宫空间站开展实验。
北京在太空领导地位上的最重要努力，是计划建设的“国际月球科研站”。这是中国与俄罗斯于2017年首次宣布的合作项目，初步目标是在月球南极建立一个永久基地，随后扩展为一套支持探索、资源开采和长期居住的轨道与地面设施网络。
中国计划吸引50个国家、500家国际科研机构和5,000名海外科研人员加入，通过提供科研培训、合作机会以及对部分中俄空间技术的使用权来推动这一目标。为此，中国还通过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推广这个计划。
中俄将国际月球科研站，定位为美国主导的“阿尔忒弥斯计划”及其“阿尔忒弥斯协定”的替代方案。美国于2020年与另外七国共同设立该协定，提出一套非约束性原则和准则，指导和平探索太空、利用太空资源、保护太空遗产、实现系统互操作性和共享科学数据。
协定旨在与现有国际太空条约和公约保持一致，截至11月初，已有60国签署。
一位中国高级专家称这个协定，是美国企图在月球“殖民并建立主权”的手段。但中国在吸引国家参与月球科研站方面成效有限。除中国和俄罗斯外，只有11个国家加入，且其中多个国家几乎没有太空计划，或者仅刚起步。
其中加入月球科研站的塞内加尔和泰国，之后也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后者更具吸引力，原因包括：与月球科研站不同，协定建立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其他国家既有的科研、安全与商业合作基础之上；为较小国家提供发展本国航天产业的机会；设定了明确的透明性、互操作性和数据共享准则；且不会让国家陷入俄罗斯当前在全球经济与科研事务中的孤立状态。
更重要的是，签署协定的国家，有机会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登月计划，将本国宇航员送上月球。
中国对太空治理的整体策略也面临挑战。
2022年，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停止发射可造成大量太空碎片的“直接上升式反卫星导弹”测试，中国仅与另外七国投反对票。2024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谴责在外层空间部署核武器的动议，所有成员国支持，除中国和俄罗斯，中国投了弃权票。
中俄起草的防止外空武器化条约，仅获得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少数国家支持。
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推进太空治理框架，并继续在相关技术上投入。如果中国真的率先将人类送回月球，将在象征意义上取得重大胜利，也将提升中国在全球太空规范和技术发展上的主导力。
技术主导与硬实力
中国不仅想主导物理领域，习近平还希望北京在网络领域拥有主导地位。
在他执政期间，中国已成为电信领域的强国。他于2015年提出的“数字丝绸之路”计划，使中国两家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按营收计）占据约40%的份额。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在全球多个地区的定位精度已超过GPS。中国的海底电缆技术也迅速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北京还希望主导未来战略性技术的全球标准。通过“2035中国标准”战略，中国参与和提交的技术标准建议数量显著增加。据《自然》杂志报道，仅2022年，华为就向200多个标准组织提交了超过5,000项技术标准建议。
也有观察人士指出，北京让中国公司集体为中方提案投票，还通过财务激励推动企业提交建议，导致很多提案质量低下。
对中国而言，制定标准不仅关乎商业利益，也在于确立有利的政治和安全规范。中国提出的“新网络协议”（New IP）便是典型例子。2019年，华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向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顾问组提交了New IP提案。
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官员认为，现行的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TCP/IP）源自1970年代，无法满足未来互联网对数据传输的需求，例如自动驾驶技术的广泛应用。
除了技术因素，中国领导人认为现有协议反映了以美国为主导的治理体系，不符合北京利益。相较之下，New IP强化了国家控制，例如更容易让中央当局关闭网络部分区域。
因此，New IP本质上是中国试图将自己的技术和政治偏好嵌入全球互联网结构的尝试。
这一提案迅速受到日本、美国、欧洲以及主要互联网工程师的强烈反对。专家认为，现有系统本身足够灵活，可以逐步演进，不需要彻底替换。欧洲方面指出，现有协议并未阻碍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的发展。他们还强调，技术标准应由既定技术组织设立，而不是由国际电信联盟主导。
中国努力争取新兴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支持。北京设立“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院”，负责协调6G、人工智能和新网络协议的研发。同时，中国宣称，结合“数字丝绸之路”的融资、设备与培训方案，新协议将有助于弥合新兴经济体的数字鸿沟。
少数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苏丹、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表达了对New IP的支持。但其他国家反应冷淡。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国问题研究人员亨利·图根哈特和朱莉娅·武所观察到的，接受“数字丝绸之路”援助的国家，并不一定支持New IP。
不过，中国的其他数字化努力取得了更多进展。许多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与华为在商业层面展开合作。中国还不断提出新提案和新技术，为国家主导的互联网构建基础。例如，华为将New IP更名为“未来垂直通信网络与协议”。
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指出，中国采取“平台跳转”策略，在多个标准组织重复提交相同或类似提案，争取支持。
在一次6G标准组织工作坊上，中国代表提出“全新的6G核心网络”方案，强调其更强的控制能力，华为已在开发相关技术。同时，中国正推进一种新的数据路由系统，允许网络服务提供商和政府对数据流量有更大控制。有专家表示，中国已在部分非洲国家部署该系统。
人民币的全球野心
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最后支柱之一，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核心地位。美元仍是交易最频繁的货币，也是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这使美国在多个方面占据优势，包括政府和企业融资成本较低、能限制他国进行美元计价交易，以及维持美国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
然而，中国正致力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并试图打破美元的主导地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于2009年与东南亚国家联盟、香港和澳门启动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初期进展缓慢，但中国并未放弃，持续推动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与30多个国家建立货币互换安排，并设立清算银行，便利全球人民币交易。
2015年，中国推出“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旨在替代由美欧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系统（SWIFT）。如今，CIPS已与全球超过1,700家银行建立联系。
在所有前沿领域中，金融是中国通过多边框架推进利益最为顺利的领域。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合作国家接受以人民币签署合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主张，应要求“一带一路”参与国以人民币结算。
这些努力取得成效。到2025年6月，中国双边货物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接近29%。
国和欧洲的制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努力。2023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少数国家把金融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反复玩弄货币霸权，经常挥舞金融制裁的大棒。”伊朗和俄罗斯是全球遭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它们显然已在双边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但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支持采用本币结算，并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支付系统，尽管它们并未公开表示要削弱美元的核心地位。
与其他战略目标一样，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也遭遇一些挫折。按交易金额计算，人民币仅占全球支付总量的2.9%。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在2022年达到峰值，为2.8%，如今已降至约2.1%。实现人民币完全国际化，需要更高程度的资本账户开放、金融自由化，以及减少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而这些将有可能削弱中共对经济的控制。
但中国并不执着于提升人民币使用量，也愿意推动去美元化、扩大本币使用范围。在这一点上，中国取得了明显成效。部分原因是美国将美元武器化，
另一些国家则担忧美国债务的可持续性。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比例已从2008年的49%降至2024年的30%。
向上攀升，或滑向深渊
习近平已明确表示，他希望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使其更好地体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他希望中国在深海、北极和太空资源开发中处于主导地位；他希望建立新的网络协议，强化国家控制；他希望打造、投资并参与一个不由美国与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北京已在多个领域投入多年，甚至数十年的资源，调动国家与私人力量，培养人才，争取主导现有国际机构，或建立新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北京始终保持耐心，调整策略，抓住每一个机会推进布局。
不过，中国还没有胜出。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全球尚未在任何一个领域全面接受中国提出的改革路径。即使是中国声称代表的新兴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对北京的方案持谨慎态度。
但中国的策略确实在每个前沿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中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地位居于领先；在北极事务中已成为重要商业参与者，获得了军事准入权，并正在重新定义谁能参与决策；在太空领域，中国已跃升为重要的科研与军事力量；在标准制定组织中不断取得进展，这些机构将塑造未来全球的技术架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中国成功削弱了美元的主导地位，扩大人民币在外贸结算中的使用，并拓展了其支付体系的全球覆盖范围。
中国在这些领域积累的能力——无论是科学、外交、军事、制度还是基础设施层面，都将使其继续推进自己的愿景。这意味着，尽管目前仍有不足，但北京不会改变方向，并将持续推进。
面对这种局势，美国有三个选择：退让，给中国留下空间；寻求妥协；或积极竞争。
第一个选项无法接受。退让将实质性削弱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能力。
第二个选项具有吸引力。在深海和太空领域，两国可以拓展科学合作。但在大多数领域，中美两国的愿景存在巨大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
这意味着只能选择第三种方式：竞争。若想在这些前沿领域中维护自身地位、改进治理机制或对抗中国，美国必须重建自身能力，并重新确立作为全球负责任领导者的形象。
目前，美国在许多关键能力上已落后于中国，或即将被超越。这些能力包括极地破冰船、深海采矿原型设备、金融支付技术、电信设备，以及登月与其他航天技术。为缩小差距，美国必须在每个领域加大投入。
特朗普已在这方面采取一些初步措施。他通过行政命令，支持建造北极巡逻舰、放松太空产业监管、推动火星载人探索，以及开发海底采矿技术。
华盛顿也支持稳定币与其他数字资产，以提升对美元的需求，同时在全球推广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但这些行动还未构成一套长期路线图，无法与中国给予官员与企业的战略指导相提并论。美国需要为每个关键领域制定完整的战略，明确自身的经济与安全目标，投资关键短期硬实力，同时持续支持科研开发，以确保长期竞争力。
要实现这些目标，还需推动政府与私营部门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机制。可借鉴的例子包括拜登政府推动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特朗普执政时期国防部与MP Materials合作开发稀土资源。
此外，美国还需联合盟友与伙伴，确保相关治理机构反映透明、开放、市场竞争等价值观。否则，美国将无法匹敌中国单方面改变规则的能力。
美国还需重建自己作为负责任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例如，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加快了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让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可信度下降。
正如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指出的那样，威胁他国只会促使他们加快货币多元化。
特朗普政府曾威胁无视国际海底管理局关于海底采矿的限制，这可能导致与美国盟友之间出现严重裂痕，甚至破坏现有制度框架。如果这一领域陷入无序竞争，中国凭借其已有能力，远比美国更可能在这场“下沉竞赛”中胜出。
在网络治理与全球金融体系等领域，华盛顿必须动用在技术、金融与外交上的全部资源，争取其他国家接受美方的方案。
美国仍有机会重申自身的价值，赢得全球对领导力的认可。尽管特朗普行事反复无常，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华盛顿依然是更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但美方必须在“美国优先”政策与多极化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将务实交易与更广泛的战略框架相结合，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特朗普第一任期推动的“阿尔忒弥斯协定”就是一个有效范例。协定以规则为基础，强调透明性、合作性和包容性，同时提供法律、资源治理、卫星数据等方面的能力建设项目。
类似这种体现创新、开放与真正伙伴关系的举措，正是美国领导力与中国领导力的根本区别，也为美国在国际体系诸多未知前沿维持影响力提供了最大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