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茂德·哈利勒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籍应届毕业生，最近因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而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逮捕，并试图将他驱逐。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一个只属于部分人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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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我在路易斯安那州杰纳一张双层床上辗转难眠，远离即将在两周后分娩的妻子努尔。雨点敲打着铁皮屋顶的声音，掩盖了这座由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运营的拘留所中，七十个男子在硬垫上翻来覆去的鼾声。
谁在梦见与家人团聚？谁在做噩梦，担心自己会成为特朗普政府下一个“行政失误”的受害者？
上周五，我坐在法庭上，一名移民法官裁定政府可以将我驱逐出境，尽管我拥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尽管政府对我提出的指控毫无根据——他们的“大部分证据”直接抄自耸人听闻的小报。
这一决定不会立即导致我被驱逐——我的案件还有部分在其他法院审理中。
就在那天早些时候，我翻看了支持者们寄来的信。两枚邮票上印着美国国旗，一枚写着“永远的自由”，另一枚写着“永远的正义”。这讽刺意味令人震惊，尤其是我所了解到的，这届政府如何利用移民法推动它的高压政策。
我想到自己的案件以极快的速度被审理并裁决，完全无视正当程序。同时我也想到和我一同被关押的人，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这里等了数月、甚至数年，只为等到一个“正当程序”。
在周五的听证会上，政府代表国务卿鲁比奥表示，我的信仰、言论和交往关系损害了他嘴里所谓“至关重要”的外交利益。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和成千上万的学生一起倡导正义——包括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朋友，我们都相信人类天生平等。
我相信人的尊严。我相信我的人民有权仰望蓝天而不必恐惧导弹即将袭来。为什么抗议以色列对成千上万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滥杀，就要导致我宪法赋予的权利被侵蚀？
我的律师提到，名为“远藤案”的判例可能对我的案件有影响。几天后，我在法律图书馆研究资料时，了解到这个法律抽象背后的真实故事。
远藤光惠是一位在二战期间被监禁的日裔美国女性，她挑战了囚禁她的人，并把案件带到最高法院。她的胜利促成了成千上万人的获释。
七万名日裔美国公民被监禁的历史提醒我们，那些关于正义与自由的言辞，往往掩盖了这样的现实：美国往往只是一个“选择性民主”的国家。
权利是授予那些服从权力的人。对穷人、有色人种、以及那些反抗不公正的人而言，权利不过是水中写字。特别是在涉及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言论自由的权利一直极其脆弱。
即便如此，政府对大学和学生的打压，清楚地表明白宫有多么害怕巴勒斯坦自由的理念进入主流话语。
否则，特朗普的官员又为何不仅试图驱逐我，还故意误导公众，让他们对我和我所代表的理念产生错误认知？
我拿起手边的《活出生命的意义》（维克多·弗兰克尔所著的一本经典著作，结合了他在纳粹集中营中的亲身经历和他的心理治疗理论“意义疗法”），我感到羞愧，无法将自己在移民局拘留所的处境与纳粹集中营相提并论，但弗兰克尔的某些经历却让我产生共鸣：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我也在同伴眼中看到放弃和绝望。
弗兰克尔以心理学家的视角书写他的经历。我不禁想，胡萨姆·阿布·萨菲亚——一位著名（加沙）医院院长——会不会从医学的角度写下自己的遭遇：他在12月27日被以色列占领军绑架，据人权组织“迈赞中心”的律师称，他遭到殴打、电击并被单独监禁。
快到凌晨四点，雷声轰鸣。几排外，有人用袜子裹着热水瓶取暖。他用祈祷毯当作被子，头枕在鞋上。整晚祈祷的一名拘留者终于躺下。他是和怀孕的妻子一起越境时被抓的，至今未见过已9个月大的孩子。
我试图说服自己，我不会步他的后尘，但周五的裁决让我必须面对这个越来越现实的可能。
当太阳升起时，我写下这封信。希望我权利被暂停的事实，能引起你对自己权利也处于危险中的警觉。我希望这能唤起你对这样一个现实的愤怒：最基本的人类本能——抗议一场无耻的大屠杀——正被模糊的法律、种族主义宣传和一个害怕人民觉醒的政府压制。
我希望这篇文字能震撼你，让你明白：一个为部分人设立的民主，一个“选择性”的民主，根本不是民主。
我希望这能唤醒你，在为时已晚之前，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