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Politico，作者阿斯利·艾丁塔斯巴斯（Asli Aydintasbas）曾是土耳其记者，现为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和欧洲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
2014年春天，我走进家乡一家由市政府运营的杂货店。我当时是一名记者，正在报道伊斯坦布尔市政选举前的局势。
眼前的一幕让我震惊。
那是一家无名杂货店，位于这个拥有1600万人口城市的一个低收入社区。从外面看并不起眼，但走进去后，却看到货架上摆满了面包、扁豆、奶酪、食用油，甚至还有一些基本的家用电器。
大多数商品来自我从未听说过的小型制造商，这些公司愿意将商品捐赠给市营商店，因为可以在税务上抵扣。这些由市政府运营的非营利商店，仅向经过市政部门核实为低收入家庭的居民开放。
商品价格低廉，居民可以使用每月预充值的专属积分卡在这些市营商店购物。这些积分卡与工资或银行账户无关，完全属于公共支持，在当地居民中非常受欢迎。
这种市营商店上面有个更大规模的体系，自1994年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以来，这种模式就成为保守民粹主义在土耳其崛起的推动力量。
他建立了一个庞大但鲜为人知的城市补贴和食品援助体系，自然演变为一种基层动员方式。
类似的城市补贴体系，如今也出现在纽约市长候选人佐赫兰·曼达尼的竞选纲领中。他提出，要通过设立市营商店、免费公交、控制房租上涨、扩大公共服务，让纽约变得更加宜居。
这一提议遭到政治光谱各方的嘲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建制派成员，似乎都一致认为，市营杂货店这类想法完全是幻想。
在美国根深蒂固的市场信仰中，免费公交、补贴食品和低价住房被认为完全脱离现实。
但曼达尼的想法，并不像纽约或华盛顿权力中心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异想天开。事实上，类似的措施在世界各地早已被左右翼等各种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尝试过，而且在许多情况下都获得了广泛支持和政治上的成功。
在埃尔多安的实践中，这些商店既为贫困家庭提供了安全网，又为那些无法进入富裕社区高端超市的小生产商提供了分销渠道。
当然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回报。埃尔多安及其保守盟友通过补贴和低价公共服务，稳固了工薪阶层和低收入选民的忠诚，最终借此赢得全国政权。
反对派后来也采取类似策略后，伊斯坦布尔的市政府才实现政权更替。2019年，年轻的社会民主派伊马莫卢当选为市长，结束了保守派长达25年的统治。他以民主和自由为竞选口号，同时扩展了城市社会项目，例如开设平价宿舍、为学生提供公交补贴、设立免费公立幼儿园等。
这些政策极受欢迎，使他在2024年再次赢得选举（事实上，他已成为埃尔多安的主要政治对手，并于今年早些时候因被认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入狱。）
土耳其并不是例外。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地方政府早就通过有针对性的补贴来减轻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
在欧洲，补贴性住房和免费医疗几乎已成常态。柏林、伦敦和维也纳几十年来持续投资建设和维护公共住房，使工薪阶层和年轻家庭能够承担租金。在墨西哥城，“Liconsa牛奶”项目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牛奶及其他食品。在波哥大，有公交补贴帮助穷人降低出行成本。首尔建设青年宿舍，减轻学生面临的高昂住房压力。巴塞罗那试点推行房租限制和市营住房援助。
这些项目并非革命，也不带有“马克思大道”或“罗莎·卢森堡图书馆”那样的象征意义。这些都是务实且成本较低的补贴，往往能带来超出预期的政治影响，是全球现代城市治理的常见组成部分。
而尽管曼达尼的批评者认为这些想法不符合美国价值观，事实却是，美国也有自己长期的补贴和收入支持传统，从“新政”到食品券、再到医保和医疗补助，如今连共和党人都承认这些项目是公共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受曼达尼的左翼民粹主义，并不会让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失灵时，由地方政府来满足基本需求，比如住房、交通和教育。目的是让生活稳定一点，让物价不那么沉重。
对于像我这样亲眼见过这些项目在其他地方成功运作的人来说，最令人震惊的并不是特朗普那些可预见的攻击，而是民主党精英之间的焦虑不安。
在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主流政党一直难以应对选民之间日益蔓延的不满情绪，而正是这种不满，推动了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特朗普两次赢得选举就是直接结果。
然而，民主党人并没有尝试与美国工薪阶层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相反，他们因为惧怕体制性变革而团结在一起，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已经失去感召力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守护者。
与此同时，当纽约的精英们因曼达尼提出的“不切实际”方案而大惊失色时，特朗普却在尝试另一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主导TikTok的出售，与企业高管会面、扩大政府在市场中的影响力，还推动政府成为英特尔的股东。
这是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为大公司服务的，而不是普通美国人。
政治从不容许真空存在。当自由派缺乏大胆构想时，民粹右翼就会用“身份认同”和“保护主义”的叙事填补空白。如果民主党想要竞争，就必须停止将财富再分配视为禁忌，开始思考其他可能性。
太久以来，这个党派始终惧怕被贴上“非主流”的标签，紧紧抱住一个正在崩塌的中间派共识不放。正因为如此，他们把想象力的空间拱手让给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右翼。
也许，对抗右翼民粹主义的答案不是谨慎的中间路线，而是更大胆的左翼民粹主义。
伊斯坦布尔的实践表明，这类政策不仅受欢迎，而且在成本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具备可持续性。通过津贴、有针对性的补贴，以及对税收激励的灵活运用，市政府建立起一个切实可行的福利机制，不仅赢得了民众忠诚，也没有造成财政崩溃。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混乱，而是良好治理，也是高明的政治操作。
曼达尼的判断是，这套逻辑在纽约同样适用。他不再以华尔街的掌声或精英阶层的舒适度作为政治标准，而是提出关键问题：家庭能否负担得起房租、食品和地铁费用？
曼达尼提出的城市民粹主义，在纽约能否成功仍未可知。但背后的理念肯定不是什么极端和边缘化的思想。
务实而适度的财富再分配，能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益处，并不会终结资本主义，也不会毁掉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