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金融时报，罗伯特·施里姆斯利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兼执行主编。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
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从来就不是言论自由的可靠守护者，更不用说对政治自由的捍卫了。副总统万斯提到英国和欧洲正出现的言论审查问题，确实有一定道理，但由那些试图推翻选举结果、扬言要迫害政敌的人说出这番话，未免太虚伪了。
因此，他们对查理·柯克被谋杀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抛弃言论自由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特朗普的司法部长邦迪表示，她“绝对会锁定”那些发表“仇恨言论”的人。外界普遍认为，这种表态是对进一步打压自由派群体的掩护。
万斯也支持邦迪，呼吁企业施压开除那些在柯克遇害事件上发表“可怕言论”的员工。毫无疑问，那些人确实令人厌恶，但这不正是他声称反对的“取消文化”吗？
与此同时，在英国，自称言论自由坚定捍卫者的前首相特拉斯，竟然要求牛津大学开除一名因为拿柯克之死开玩笑而广受关注的学生。
可惜的是，万斯他们对问题本身的判断并没有错。因为当人们无法通过合法辩论捍卫自己的立场时，他们就可能诉诸于不那么理想的手段。
至少美国还有《第一修正案》。而特朗普本周造访的英国，却充斥着打压言论自由的例子。哪怕对当事人没有任何好感，也不难看出其中的问题。
喜剧作家莱纳汉因在X平台发布冒犯跨性别者的内容，在希思罗机场被全副武装的警察逮捕。一名抗议者因举着一块写着“里希·苏纳克是椰子”的标语牌而被起诉。一名教授因为跨性别维权者的施压和同事的冷漠，被迫离开大学——这类现象在整个西方高校中不断上演，打着“进步价值”的旗号，却实质上容不下异议。
公司们害怕激进组织，不敢对抗“取消文化”。警察接到投诉后，常常上门调查社交媒体上的“冒犯性言论”。莱纳汉一案引发了强烈反弹，终于促使政界呼吁审查相关做法，部长们也敦促警方“关注街头，而不是推文”。
但这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许多右派人士担心，新的“伊斯兰恐惧症”定义将变相成为亵渎神明的法律。在伦敦，一名男子因为焚烧《古兰经》而被起诉——这是愚蠢和令人厌恶的行为，但真的是犯罪吗？
还有850人因抗议将“巴勒斯坦行动”定性为恐怖组织而被捕。他们的“罪名”，只是举着写有“我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的标语牌。
如今，形势发生变化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仇恨犯罪法律的范围扩大。这些措施最初是为了打击种族动机犯罪，但如今已经扩展到其他受保护群体，变成对言论的更广泛监管，配合治安法规，把“冒犯”当作犯罪来处理。第二个原因是社交媒体的发展，以惊人的速度煽动仇恨和错误信息。马斯克把X变成了一个充满种族仇恨的污水池。TikTok也在传播恶意和谎言。
当然，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泾渭分明。在南港三名少女被杀案中，社交媒体上恶意的谣言引发了种族骚乱和纵火。在随后的打压中，露西·康诺利因在X上发表煽动性言论，被判入狱。她承认自己煽动种族仇恨，但在右翼圈子中却被当作“言论自由的烈士”。
右翼之所以特别关注言论问题，部分出于自身利益，尤其是过去它的领军人物（包括特朗普）曾被社交平台封禁。他们的声音曾是被消音的对象。在英国，科技公司也曾反对《网络安全法案》，因为法案主要目标是保护儿童免受有害内容影响。
要能用清晰的方案结束这场讨论，当然再好不过。但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考量方式，问题远比答案多。一个国家该如何在保护言论自由的同时，确保自身安全和少数群体权益？如果风险更大，规则是否就该更严？特朗普誓言要捍卫美国科技公司，但政府真的可以一直对马斯克这种人视而不见，让他利用自己的平台破坏民主、煽动暴力吗？
理性的人都会接受，保护儿童、阻止欺诈和诽谤、禁止煽动暴力是有必要的。但如今自由受到的压制已经过头，我们需要重新平衡。没有人有权要求“永远不被冒犯”。
我们亟需更清晰的界定：在一个发言能迅速传播并引发群体行动的时代，什么才算煽动？
柯克曾表示，枪支暴力是持枪权的代价。他的观点常常令人反感，但他是在捍卫自己立场的辩论中付出了生命代价。也许我们这些把言论自由视为其他人权保障基础的人，必须容忍更多冒犯，以换取自由。
我倾向于最大限度的言论自由，至少因为这样能暴露人的真实面目。但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所有限制言论的措施，都必须是我们愿意让任何一个政治派别来执行的。
共和党人和保守派的虚伪令人沮丧。就在西方社会最需要冷静理性地捍卫言论自由的时候，那些自称是捍卫者的人，却暴露出他们只是政治作秀的人。真正令人惊讶的，也许只是他们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