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里克·施密特是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Selina Xu在里克·施密特的办公室领导中国和人工智能政策研究。
在中美长达数月的贸易战后，特朗普和习近平于周四在韩国会面。两国似乎都在寻求达成停战协议。上周末，双方宣布达成一个可能协议的“框架”。
这一谈判时机值得停下来思考：中国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从技术落后跃升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也应从中汲取经验。
美国企业可以努力恢复硬件制造的专业能力，从中国顶尖企业吸收知识和人才，在人工智能方面转变思路，推动更加实用的应用和开源创新。
美国必须意识到，我们可以变得更好，而不必放弃自身的优势。
如果美国只专注于削弱对手，可能会陷入停滞。而中国可能会为世界其他国家描绘出比美国更具吸引力的未来图景。
真正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还能持续创新，并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
1896年，清朝外交官李鸿章首次抵达美国。当时中国还未真正经历工业革命。就在前一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家开始痛苦地意识到自身的落后。
李鸿章被纽约那些高达二十层以上的摩天大楼所震撼，他对美国记者说，从未见过这样的建筑。他还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
接近一个世纪后，1988年，当时还是复旦大学教授、如今是中国政治局第四号人物的王沪宁，访问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未来冲击”。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6%。
在美国待了六个月期间，王沪宁惊叹于圣路易斯的拱门、信用卡、计算机、“发现号”航天飞机，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等研究型大学。
他后来写道：“如果要赶超美国，必须做一件事，在科技上超越他们。”
如今，反过来是外国人到中国常常感受到“未来冲击”——摩天大楼、高速铁路、超级大桥、随处可见的电动车、超级App以及三折叠智能手机都令人惊叹。
中国已成为创新强国。现在，中国占全球AI授权专利的70%、清洁能源技术专利申请的75%、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专利的41%，在聚变技术专利申请方面也位居世界第一。
根据《自然》指数，全球科研产出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八所在中国。中国不仅推出了无人驾驶飞行出租车，还有大批机器人、天宫空间站、全球最大的水电工程、先进的高超音速武器库等。
今年7月我们在中国街头时，能真切感受到这个国家强烈想要跃入未来的渴望。
当然，中国的经济成功并未伴随政治自由化，这一点有些人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寄予过期待。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靠的是开放、活力，以及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接纳。美国企业在自由市场和独立司法体系下蓬勃发展，国家权力也分散在各级政府和不同机构之间。而中国则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将稳定置于个人自由之上，由中国共产党掌控经济主导权。
这种模式带来了过度监管，打击了投资，压缩了利润，也让一些知名企业家淡出公众视野。中国经济虽然仍不及美国规模，但如今正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长期低迷、青年失业高企以及内需疲软等问题。
尽管如此，在外界普遍唱衰之下，中国展现出令人意外的韧性。中国是全球最大制造国和出口国，生产了全球超过三分之二的电动车、五分之四的太阳能组件和电池，以及大约60%的风力涡轮机。
同时，中国还主导着全球大多数稀土资源的加工，这些资源对芯片、战斗机等多种关键技术至关重要。即使经济放缓，中国在技术上依然持续取得重大进展。
小米的成功
当走进小米门店的感觉，就像进入了一个高科技产品的超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公司最新的YU7电动SUV，这款车开售一个小时就获得了28.9万个订单。白色贴面展台上陈列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再往里走，则是一系列可以用手机控制的智能家电：电饭煲、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电视，甚至还有哑铃。
小米成立于2010年时，很多人嘲笑不过是苹果的模仿者。如今，小米已成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市值约1500亿美元，成为Z世代消费者追捧的品牌，这些人用小米产品填满自己的家。
同时，小米也是全球最早真正开始造车的科技巨头之一。小米于2024年推出首款电动车，而就在三年前，小米创始人雷军还曾公开表示，造车将是他“最后一次创业”。发布前一个月，苹果宣布关闭筹备十年、耗资100亿美元的电动车项目。
小米的成功，反映了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所具备的一项显著特点：自行制造硬件。小米可以更轻松地发明新产品，因为这些产品可以迅速完成原型设计、优化改进，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小米投资了约430家公司，其中很多是其他具备制造技术的硬件创业公司，涵盖电动车的核心零部件——电池、充电器、激光雷达、传感器等。
小米还建设了一座高度自动化的工厂，据称每76秒就能下线一辆SU7车型。
小米的成功还得益于中国早已具备的供应商体系、基础设施和技术能力。在中国，电力便宜，建设速度快，劳动力熟练掌握各种实体技术。在短短十年内，中国安装了全球近一半的工业机器人，建成了全球超过70%的高铁线路、全球一半以上的5G基站，以及一个发电能力超过美国两倍的电力系统。
小米并不是特例。华为已从制造通信设备和手机，扩展到汽车零部件领域。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如今也在为“通义”系列AI模型开发推理芯片。造车公司小鹏开始测试人形机器人。
虽然并非所有项目都一定会成功，但这些项目培养的技术人才和构建的供应链，可以转移到下一个未来产业中。
美国可以从中国公司在硬件制造方面的经验中获益。如果美国希望制造业回流，就需要考虑如何吸收那些希望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本土发展的中国人才和企业。
中国今年的流行词是“内卷”，意指激烈竞争下利润不断被压缩。随着大量公司在国内竞争，价格战席卷了外卖平台、电动车企业、太阳能面板制造商，甚至AI聊天机器人公司。
今年夏天我们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接触到的几乎每一家中国公司都想拓展海外市场，包括进入美国。但许多中国创始人看到的唯一道路，就是在国内市场持续拼搏。
9月，习近平也承认内卷是个问题。中国政府已敦促企业通过创新和提升品质来增强竞争力，而不是依赖削价竞争。
中国这种竞争局面，很大程度上源自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经济架构。在中国，省级和市级政府像风险投资人一样运作，试图通过优惠政策和税收补贴吸引企业家落地。
最新的典型是杭州，这里出现了所谓的“六小龙”科技企业，包括机器人制造商宇树科技、类脑接口公司BrainCo，以及AI公司深度求索。广东、山东等地方政府也在效仿杭州，出台亲商政策，依托本地大学发展科技产业。
竞争虽然有副作用，但也促使中国企业加快差异化发展，推动了科技行业多元化。在AI领域，中国不仅专注于扩展大语言模型（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出口管制限制，高端芯片供应不足），也在追求技术结构优化。比如，深度求索在提高AI模型架构效率方面领先，大幅降低了成本。
很多创业公司专注于“具身智能”，即可以与现实世界互动的AI。也有公司专注于AI在特定行业的应用，比如养老服务、警务巡逻等。
同时，一些研究机构正在探索神经网络以外的替代模型，比如只需少量数据就能进行推理的“认知架构”。
这种竞争也促使企业和地方政府加速采用AI。据估算，中国至少有72个省市级政府已将深度求索的模型用于日常运营和公共服务。医院、电动车公司和家电品牌也争相集成最新AI模型。8月，中国国务院向各地发布了关于落实“人工智能 ”国家战略的指导意见，推动AI融入各个行业。
美国不需要像中国这样过度的国内竞争，但可以借鉴中国在AI以及更广泛技术领域的多元发展路径。将现有AI技术融入传统和新兴行业，能让更多人切实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益处。
美国还应鼓励更多意想不到的、富有创意且实用的AI应用，尤其是在科学、教育和医疗领域。
中国南方沿海城市深圳，从一个沉寂的渔村蜕变为繁华的高科技都市，正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放进程的缩影。今年2月，我们走访了深圳华强北，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零售市场之一，拥有一片多层商场和露天市场，摊位上出售着各种电子零件。
有句玩笑说，世界上所有丢失的手机，最终都会出现在华强北。
不久前，“山寨”这个词还常常用来形容华强北，意指廉价、劣质、模仿的产品，比如运行安卓系统的山寨iPhone。但随着电子制造活动不断聚集，华强北涌现出成千上万家小型工厂、设计公司和电子卖家，他们迅速掌握了如何开发、制造和大规模交付新产品的能力。
这个自下而上、开放多元的制造生态，最终孕育了中国的科技巨头，比如华为和大疆。与十几年前相比，如今华强北的很多摊位销售的是国产品牌产品，还有很多富有创意的发明，比如LED背包、跳舞机器人、可穿戴监控摄像头等。
如今，随着中国企业不断推出创新产品，“山寨”这个词似乎已经过时。
与此同时，开源理念在中国的AI行业依然蓬勃发展，并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益处。中国企业经常公开AI模型的权重参数和训练方法，也就是允许用户免费下载、修改和适配模型（权重是AI在处理输入时的数值参考，用来决定某些信息的重要性）。
今年早些时候，深度求索发布模型时，令人震惊的不是接近了美国的水平，而是将权重参数向公众开放。在此之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百度等大公司，以及Minimax、月之暗面、StepFun、Z.ai等创业公司，陆续发布了大量开源AI模型。
未来，中国的AI技术可能在全球许多地区，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主流。这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中国生态系统，提升中国技术的竞争力，同时赋予中国制定全球技术标准的影响力。这种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中国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投入的数千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开源AI的潜力。在“人工智能 ”政策文件中，有一节专门提到开源，鼓励开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具”，并推动高校将开源成果纳入学分体系，对教师开源贡献给予奖励。我们预计，中国将在其他科技领域继续支持开源模式。
民主化获取知识，传统上是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重要角色。西方开源软件推动了编程语言、网页浏览器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美国科技企业应继续保持开放，积极与希望使用美国产品的国家合作，并在模型和研究上推动更多开源。
20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对外企敞开大门，吸引它们投资建厂，很多是通过合资企业方式进行。外方提供资金、技术和出口渠道，中方则负责厂房和员工。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从通用汽车、强生这样的早期进入者，到后来者特斯拉——共同将中国变成全球制造业最强国家。
经过多年向西方学习，中国已成为自冷战以来，美国所面对最强大的科技对手。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后，美国在科学教育和研究方面加大投入，国会成立NASA，并扩大中小学科学经费，以维持竞争力。这个战略获得了成功。如今，中国的技术实力也应当成为美国的新激励。
如果美国真想实现制造业回归，就必须在自身优势领域加倍努力，比如支持科研、制定有利于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政策，以及减少监管障碍。
但美国科技行业也必须正视自己的短板，特别是在硬件能力、AI行业多元化以及技术开源方面。
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持续下去，也理应继续。但在某些领域，双方可以也应该加强合作。如果美国想振兴制造业，特别是在电池、汽车零部件和可再生能源领域，贸易协议中应允许中国企业向美方授权其知识产权。这将有助于中国公司培训美国工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先进制造业重返美国。
宁德时代等中国企业已表达了在特朗普政府许可下愿意在美国建厂的意愿。美国甚至可以要求中企与本地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当然，美国不能忽视国家安全问题，但在降低对中国依赖与维持全球竞争力之间，必须找到平衡。
如果美国因傲慢或敌意而拒绝正视中国的优势，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封闭和保守，陷入国产高价产品、电价昂贵、高等教育衰退的困境。
到那时，我们也许将不再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