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金融时报，作者克里斯·米勒是《芯片战争》（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的作者，他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国际历史学副教授，同时担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的欧亚事务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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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曾用“小院高墙”来形容美国对先进芯片的出口管制。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要保护极为专业的技术，但这种保护范围有限，不会阻碍整个贸易。
考虑到半导体在人工智能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但如今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新一轮“针锋相对”的出口管制扩张，已经成为一种并不打算限制影响力的战略。而欧洲正被卷入这场博弈的交火中。
北京对稀土的新限制至少会推高价格，让非中国制造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对于一个正面临持续工业产能过剩、并将出口增长视为国家实力支撑的国家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更令贸易伙伴担忧的是，稀土磁体短缺可能卷土重来。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的出口管制造成的延误扰乱了从伊利诺伊到印度的汽车制造。特朗普对此威胁要征收新关税。
欧洲虽然在春季的稀土短缺中受影响较小，但如今已处于供应链博弈的核心。
十月初，荷兰政府接管了总部位于荷兰、由中国投资者控制的芯片制造商Nexperia，理由是存在“公司治理缺陷”，并且威胁到欧洲的技术能力。北京随即停止了Nexperia芯片的海外销售。这些芯片在欧洲生产，但大部分在中国东莞封装。
据当地报道，欧洲49%的汽车企业、86%的医疗设备企业、95%的机械工程行业以及整个防务产业都使用Nexperia在中国封装的芯片。除非中国同意重新开放Nexperia的东莞出口，否则整个西方制造业基地都将面临严重的供应链挑战。
在荷兰和其他欧洲政府与北京磋商的同时，一些分析人士呼吁采取“以升促谈”的策略。这可能包括削减对中国的芯片制造设备和航空航天零部件销售。
北京、布鲁塞尔和华盛顿都在寻找能最有效、最不对称地扰乱对手供应链的方式。
这些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信息。众所周知，制造商往往难以掌握自己供应链的深度，从原材料到成品之间可能存在几十层交易，政府的了解程度更低。
中国要求跨国公司申请出口许可证的稀土新规，部分目的可能就是让北京对供应链拥有更高的透明度，从而在未来的限制中能更有针对性。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找到不对称成本更高的措施。对小国的经济战在政治上相对简单。如果一种制裁让美国和朝鲜承担同样的经济代价，对平壤的冲击就会远大于对华盛顿的影响。
而对世界三大经济体而言，真正有杠杆作用的措施，必须是让对手付出远高于自身的代价。
最重要的代价并非经济，而是政治。
中国仍依赖许多海外产品，包括美元和台湾制造的半导体。但若通过制裁大型中国银行来切断这些流动，不仅会伤及中国，也会波及西方。
特朗普对股市极为敏感，任何贸易升级都会引发股市下跌。中国股市则由国家主导的资产管理机构掌控，习近平没有中期选举需要担心。
尽管特朗普政府曾希望让中国“依赖”美国技术，但西方在这场博弈中起步更晚。
2020年4月，在疫情封控期间，习近平宣布，北京的战略是“强化国际生产链对中国的依赖”。
本应促使全球采购经理从“及时生产”转向“以防万一”模式的新冠疫情，并未改变现状。
如今，当中国向海外制造商“滴灌式”供应稀土时，“及时生产”反而成为北京让跨国企业持续依赖中国供应的核心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