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如果政府希望贫困儿童能够茁壮成长，就应该直接给他们的父母发钱。这个简单的理念，推动了一场运动，定期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无附加条件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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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已有大量间接证据表明，无条件现金援助可能有助于儿童的成长。然而一项更加直接、严格的实验却发现，数年间的月度现金援助，对儿童福祉毫无提升，这一结果出人意料，也可能削弱对收入保障的支持。
研究发现，在为期四年的试验中，领取每月333美元补助的父母，子女的表现并不优于未获得补助的类似家庭子女。他们在语言能力、行为问题、发育迟缓、执行功能或与认知发展相关的大脑活动方面，都没有更好的表现。
“我非常惊讶——我们所有人都很惊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经济学家格雷格·J·邓肯说。他是这项名为“婴儿的最初几年”的研究项目的六位主导研究人员之一。“这笔钱并没有带来改变。”
这一发现，可能会削弱将儿童税收抵免转变为收入保障措施的理由。在四年前疫情期间，民主党曾短暂推动这一措施来应对儿童贫困。
2021年，大多数有孩子的家庭每月可获得最高300美元的补助，这一措施帮助儿童贫困率降至历史低位。不过，当时并未进行类似这项新研究所采用的严谨评估。这项措施一年后失效，民主党推动延长时遭到共和党一致反对而失败。许多民主党人仍在努力推动恢复这一政策。
尽管这项新研究可能会影响有关收入保障的争论，但主导研究人员对这项结果的意义也存在分歧。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研究开始不久后爆发的新冠疫情可能扭曲了研究结果。一方面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政府推出了大规模援助项目，这可能稀释了实验中发放的补贴影响。
“婴儿的最初几年”项目提供的每户补助金额，也远低于民主党当时提出的标准。若补贴金额更高，或许会产生积极效果。此外，由于这项实验对象是婴儿，也可能要等到他们上学后，相关效益才会显现。
尽管如此，这项实验设计非常全面，缺乏积极结果的结论也为保守派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撑。
“这表明，仅靠金钱并不能改善儿童的成长状况。”保守派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席罗伯特·多尔说。他支持对援助施加工作要求，理由是就业的父母能为子女树立榜样。
这项研究并未对粮食券、医疗补助或与工作挂钩的补贴等非现金项目进行测试。NPR早些时候曾报道过这一研究结果。
长期以来，富裕家庭的孩子在认知发展和行为问题方面的表现，普遍优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问题在于，这种优势是否直接来自金钱本身，还是源于诸如父母健康与教育水平、社区环境，或是双亲家庭等相关因素。
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发布的一项里程碑式研究指出，“贫困本身会导致儿童负面结果”，而援助项目通常有助于缓解这些影响。但多数证据来自对非现金福利的研究，比如粮食券、医疗补助或就业所得税抵免，这些补贴针对的是有工作的父母。其中一些研究已有几十年历史，当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因此现金保障可能带来更大影响。
为了更精确地测试现金保障的效果，“婴儿的最初几年”项目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私人基金会筹集约2200万美元，在纽约、新奥尔良、大奥马哈地区以及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招募了1000名贫困新生儿母亲。超过80%参与者为非裔或拉丁裔，大多数为未婚母亲。
研究人员将参与者随机分组，一组每月获得333美元补贴，另一组仅获象征性的20美元。随机对照实验被认为是评估政策效果最严谨的方法。
研究人员事先设定了七项评估指标，认为获得高额现金的家庭儿童将在这些方面表现更佳。
但四年后，研究发现两个组在所有指标上均无显著差异。这些指标全面涵盖了儿童的发展状况。
获得更多补贴的儿童在词汇、执行功能、学前识字能力和空间感知测试中表现并没有更出色。她们的母亲在评估孩子社会和情绪行为时也没有给出更高评价。
此外，这些儿童在避免哮喘等慢性疾病方面，与获得低额补贴的儿童无明显差异。
高额补贴组的母亲在学习和启蒙活动上平均多投入约5%的时间，比如读书或与孩子玩耍。她们每月在儿童相关商品上比低补贴组多支出约68美元，如玩具、图书和衣物。
不过，保守派对无条件补贴的两个主要批评并没有在这项研究得到验证。批评者担心父母可能滥用资金，但根据自我报告，高补贴组母亲在酒精上的花费极少，与低补贴组无明显差异，且在烟草支出上更少。她们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减少，而保守派反对者曾认为收入保障会削弱就业意愿，但两组母亲在四年内的工作时间、工资收入及就业率方面并无差异。
疫情期间，高补贴组母亲确实不太可能全职工作，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积极信号，说明补贴有助于父母应对紧急状况。
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是，补贴并未如预期那样缓解母亲的压力。相反，高补贴组母亲的焦虑水平比低补贴组更高。可能是因为她们感到在育儿方面压力更大、责任更重。
与研究人员的预测相反，两组儿童在神经活动的主要评估指标——高频脑活动指数（通过脑电图测量）方面表现一致。高频脑活动通常与认知发展相关。
虽然早期论文曾显示高补贴婴儿在某些神经指标上有积极趋势，但这种趋势并未持续。新研究确实发现两组儿童在神经活动方面“存在某些差异”，但其意义尚不明确。
相比之下，研究人员曾积极宣传早期较为乐观的结果，这次后续研究则较为低调，鲜有关注。多位合著者拒绝评论结果，称尚不清楚为何补贴未起作用，也可能随着儿童年龄增长，结果会发生变化。
“任何声称自己知道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的人，都只是猜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工作教授凯瑟琳·马格努森在邮件中写道。补贴将持续超过六年，未来还将继续分析其长期影响。
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的阿尔洛克·舍曼表示，这项研究结果受到疫情干扰，应该与其他相反的研究证据综合权衡。
他说：“我不认为这些结果推翻了大量研究所形成的共识，即收入对儿童健康、教育和发展至关重要。”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简·沃尔德福格尔在其著作《儿童福利：对美国未来的明智投资》中支持育儿补贴。她指出实验中的补贴金额过小，不足以产生预期效果。因为补贴按家庭而非每个孩子计算，所以每户平均补贴远低于民主党在2021年提出的标准。
“这笔钱不足以缓解财务压力和困境。”沃尔德福格尔说。而且补贴最初提高了家庭收入18%，但高通胀迅速侵蚀了其价值。
在四年期间，两组家长几乎都维持在低收入水平，经历驱逐或水电被停等困境的比例也相近。
传统基金会的罗伯特·瑞克特一直反对无条件收入保障，他称这项研究方法严谨，“彻底击碎了无条件现金援助的论据”。他表示，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已提供大量粮食、医疗和工资补贴，大多数家庭并未面临极端困境，因此额外的补助无法明显区分不同群体。
尽管补贴未能在可测量层面促进儿童发展，但可能提升了家庭生活质量。
一些父母告诉研究人员，这笔钱让他们能为孩子买特别的礼物，或拥有一些有意义的经历，比如外出用餐或去动物园。有位母亲自豪地拍下她为孩子买的冬衣。
“这些母亲显然并不觉得这笔钱无关紧要。”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社会学家萨拉·哈尔彭-米金说，她负责家长访谈。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R·斯特雷恩表示，这项研究加深了他对现金援助的怀疑，但他也劝告其他保守派不要过度解读，“在我看来，疫情可能掩盖了收入带来的效果。”
不过他指出，贫困家庭的问题包括学校质量差、社区暴力、缺乏榜样等。
“每月300美元能解决这些吗？”他说，“我不知道凭什么能做到。”
这项研究或许难以改变许多人的立场，但确实改变了一位专家的想法。长期研究儿童贫困问题的邓肯，曾因医疗补助、粮食券和就业所得税抵免等研究而相信无条件现金援助会改善儿童状况，但这次新研究的统一结果让他重新思考。
“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其他社会保障项目能够减少代际贫困。”邓肯说，“而我们的现金补贴似乎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