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纽约时报观点版，作者彼得·贝纳特是《纽约时报》的特约观点撰稿人。
U.S. Embassy Tel Aviv, CC BY 2.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要理解上个月纽约市长民主党初选中佐赫兰·曼达尼爆冷获胜的重要性，可以回想11年前，在大约480公里以南弗吉尼亚州里士满附近的一次共和党国会初选。
2014年，兰道夫-梅肯学院默默无闻的经济学教授戴夫·布拉特挑战时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布拉特的竞选资金被对方碾压，支出比超过10比1。尽管如此，他还是以11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个击败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初选挑战者。
在意识形态上，布拉特和曼达尼没有多少共同点。但他们赢下初选的原因类似：都利用了党内基层和精英之间的巨大裂痕。
2014年，很多共和党选民痛恨共和党建制派。今天，很多民主党人也对自称代表他们的政治人物感到愤怒。2014年，布拉特用“移民”这个议题鲜明地展示了这种分裂。
如今民主党选民的疏离感更模糊，没有一个话题像当年移民问题那样成为压倒性的焦点。不过，曼达尼的胜利揭示了普通民主党人与党内建制派在一个话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以色列。
曼达尼将竞选信息聚焦在让纽约市变得负担得起。被视为领先者的安德鲁·科莫的竞选团队，除了指责曼达尼缺乏经验、在犯罪问题上态度软弱，还极力攻击他毫不掩饰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权。
这种立场，曾是许多政治评论员和操盘手认定这位年轻的州众议员不可能胜选的原因之一。他们没有意识到公众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这个转变是全国性的。2013年，根据盖洛普的数据，民主党人对以色列的同情比对巴勒斯坦人高出36个百分点。经过十多年几乎未间断的内塔尼亚胡右翼执政，以及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和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等极端分子的上台，再加上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屠杀和使用饥荒为武器的行动，这一数据如今完全反转。
今年2月，盖洛普发现民主党人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比对以色列高出38个百分点。根据《经济学人》和YouGov在2月的调查，46%的民主党人希望美国减少对这个犹太国家的军事援助，只有6%的人希望增加，24%的人希望维持现有水平。
这种观点并不限于年轻进步派。近年来，年长民主党人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比年轻人还要剧烈。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从2022年到2025年，50岁及以上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的比例大幅上升了23个百分点。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党内在这个议题上的代际差距。
根据盖洛普的数据，现在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持正面看法，让以色列的受欢迎程度甚至显著低于古巴，只略高于中国。尽管如此，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从少数党领袖参议员舒默和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到许多可能在2028年参选总统的民主党人，都反对把美国的军事援助与以色列是否尊重人权挂钩。这让他们与党内基层选民产生了明显的冲突。
对以色列的态度，并不是路透社所说62%民主党人希望更换领导层的首要原因。最令基层民主党人愤怒的是他们的政党无法在选票上击败特朗普，并且在他当总统时没有敢于对抗他。但对以色列毫无保留的支持，已经成为党内精英怯懦和不真诚的象征，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受到那些不愿在平等和反歧视价值观上妥协的政治挑战者的冲击。
正因为如此，曼达尼把自己对巴勒斯坦自由的支持和竞选信息联系起来。他4月在Politico上说：“这是一种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是无论针对谁都拒绝含糊其辞的政治。每个人都应拥有有尊严的生活。”
在国会层面，走曼达尼的路线很困难。就在去年秋天，强大的亲以色列游说团体AIPAC就帮助击败了众议院两名支持巴勒斯坦的议员贾马尔·鲍曼和科里·布什。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候选人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抗衡亲以色列资助者。
但总统竞选不同。当候选人能点燃全国想象力时——无论是2004年的霍华德·迪恩、2008年的贝拉克·奥巴马，还是2016年的伯尼·桑德斯——他就能动员成千上万的小额捐款人，获得开展有效竞选所需的资源。
特朗普在布拉特胜选仅一年后就宣布竞选总统。这个轨迹值得警惕。民主党内建制派如果继续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尽管面对的是压倒性的公众反对，就会在下一次总统初选中更容易遭遇像曼达尼这样的政治挑战。
到了2028年，任何愿意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作为道德一致性的象征、并且不愿退缩的人，都会发现竞选之路已经打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民主党的投票基础在过去十年里的变化，堪比共和党在特朗普2016年胜选前十年里对移民问题的转变。
任何有意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的人，如果以为可以无视这种转变，都该记住2016年大选前杰布·布什的下场，当时布什无视了布拉特带来的警示。
曼达尼的胜利不是偶然。这是未来趋势到来的预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