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泽克司是《日本经济新闻》常驻东京的高级编辑和评论员。他曾在中国工作七年，担任驻华记者和后来的中国分社社长。2014年，他获得了Vaughn-Ueda国际记者奖。
Dong Fang,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中国共产党似乎正在出现变化。尽管中国国家主席、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成功集中了所谓“最高权力”，这些迹象依然出现了。
习近平的权力来源，可以追溯到2013年党中央采纳的政策协调和决策机制。12年过去了，党的领导层作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同，动摇了这个长期存在的体制基础。
政治局周一召开会议，24名成员中除了1人外全部出席。如预期那样，排名第二的军队高级将领何卫东缺席，他自3月以来就没有公开露面。
政治局本应定期开会——每月一次。但不同寻常的是，5月并未发布任何会议公告。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关注的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会说什么、会作出什么决定。
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周二在头版刊登了会议声明，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但声明异常简短，标题也缺少分量。
尽管如此，政治局决定制定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还是引发了关注。
新规将为这些机构划定权限边界，以防止越权行事。
党在没有等到下一次（本届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全体会议就作出如此重要决定，也是不同寻常的。
乍一看，有关最新政治局会议的声明，似乎意味着习近平手中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因为其中包含“集中统一领导”等惯用表述。
但实际上，这份声明相当于否定了习近平政府设立的各类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存在越权问题。
根据声明，会议强调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应当聚焦谋划、议事和督促落实重大任务，更好发挥总揽协调作用”。
声明接着警告说，“要在充分履行统筹协调职责的同时，防止包揽他人职责、越位越权”。
可以说，通过划定决策、议事和协调的边界，这项规定将有助于遏制这些机构经常出现的越权导致的混乱。
“越权”具体指什么？回顾自习近平2012年成为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决策体制的重大变化，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
当局已经设立了很多拥有相当权力的政策协调机构。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者在2018年3月升级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当时，人们普遍关注在新的最高领导人治下中国经济的走向。中国的重大经济政策通常在三中全会上确定。
但结果是，按照习近平的意图设立改革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经济和其他事务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一个又一个负责不同政策领域的“领导小组”在党中央内设立，习近平亲自挂帅。其中一些后来升级为委员会。
这种被称为“领导小组政治”或“领导小组治国”的做法，让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
虽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曾定期开会，但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正式会议的报道了。
国家安全委员会因其性质通常秘密开会。但政策制定者在努力提振经济的同时，陷入了如何在经济与国家安全优先之间取得平衡的两难境地。
沿着这一脉络，一个值得注意的进展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发表的文章，对习近平政府“国家安全优先”的政策敲响了警钟。
王缉思敢在周二，也就是国家安全法实施10周年纪念日之前发表这篇文章。他是国际政治领域的温和学者，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执政时期曾积极就外交问题发表看法。
国家安全法涵盖政治、经济和社会所有事务，因此在习近平政府将国家安全置于一切之上的背景下，王缉思的举动非常大胆。
王缉思的文章结论非常明确。他指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必须划清界限。
他接着强调，国家安全必须和其他国家目标，包括经济繁荣，实现平衡。
在得出这些结论之前，王缉思通过引用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前的失败，解释了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负面影响。
他写道，财富的迅速增长也助长了德国和日本的扩张主义野心。
谈到当下，王缉思写道，如今的反动统治者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诉诸暴力镇压。
大约十年前，东欧和中亚爆发了“颜色革命”，中东和北非出现“阿拉伯之春”。王缉思写道，这些民众起义都源于自由与正义诉求，同国家安全和稳定需求之间的紧张对立。
王缉思的文章6月12日发表在北京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网站上。最初版本3月刊登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国外交部下属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期刊上。
中国的审查机构并没有删除这篇文章。相反，6月23日被转载到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网站上，而清华大学正是习近平的母校。
同样在6月23日，北京还举行了纪念国家安全法实施10周年的研讨会。国营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当天晚间新闻节目报道了这场研讨会。
但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情况。
研讨会上级别最高的人士是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但央视的晚间新闻没有提到李鸿忠，画面里也没有他的特写镜头。
另一个异常之处是，尽管主管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并未出席研讨会。
央视的奇怪报道和陈一新的缺席，似乎都在暗示着某种变化正在发生。
放下“国家安全优先”政策，转而把经济振兴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也被认为是政治局决定制定新规章的主要目标之一。
一名接近中共的消息人士说，“党内对脱离老百姓严酷现实的决策体系有大量批评”。
一位熟悉中国政治的专家指出，习近平迅速集中的权力“已经过了顶峰”。
这位专家还说，政治局决定重新审视2013年采纳的政策协调和决策体系——正是这个体系让习近平得以大权独揽，也可能是党内正在酝酿的变化的一个信号，即回归集体领导传统。
6月底，被视为习近平在军队内政治代理人的苗华，被免去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这表明“不越位”原则也延伸到了习近平的亲信。
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或者说目前看起来正在发生的变化：习近平预计将缺席周日和周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金砖峰会。这将是他自2013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首次不出席该会议。
习近平是否是因为中国政治的最新变化而决定不去巴西？
需要密切关注的不仅是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动向，还有相关的人事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