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在The Conversation，作者布里安娜·I·维恩斯是滑铁卢大学数字媒体与修辞学助理教授，尼克·鲁斯特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数字学术基础设施部高级图书管理员，莎娜·麦克唐纳是滑铁卢大学传播艺术副教授。
bradhoc from USA, CC BY 2.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自新冠疫情以来，更为公开的性别仇恨形式，从隐秘的网络论坛进入主流，正在塑造文化和政策。
社交媒体不仅反映了性别歧视和反女权主义观点，还在组织、放大和正常化这些观点。
针对女性和LGBTQ 群体的反对声音变得更加公开、有组织，并正在获得政治影响力。
随着美国削弱生育权，出台反LGBTQ 法律，理解数字文化如何助长这种倒退变得尤为重要。
虽然这些变化看似遥远，但加拿大的政治环境也未能幸免。
在教育、性别认同、医疗和所谓的“家长权利”等辩论中，类似言论不断出现。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绘制出疫情如何加速了线上厌女现象的兴起，尤其是通过“男性圈”网红和极右翼言论的传播。
我们分析了超过2.1万个播客节目和数字材料，研究日常网络内容如何削弱女性和LGBTQ 群体的权利。这些言论把厌女、恐跨、恐同观点正常化，把性别不平等重新包装为“常识”。
疫情如何助长了数字厌女文化
新冠封锁为线上激进化提供了土壤。被隔离的男性和男孩，越来越多地转向社交媒体寻求联系——这些空间让像英美社交媒体网红安德鲁·泰特和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本·夏皮罗这样的“男性圈”人物，迅速崛起。
这些人物将反女权的信息与疫情时期的焦虑结合起来，把性别角色变成道德和政治战场。曾经专注于疫苗怀疑论的保守派意见领袖，开始转向反性别内容。
例如，史蒂夫·班农的播客从传播公共卫生虚假信息，转而宣称女权主义和LGBTQ 权利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激进化通常需要面对面的接触。现在，人们可以在网上自我激进化，通过算法驱动的内容和社群强化极端信念，往往无需与招募者有任何接触。
这一变化伴随着线上仇恨言论和线下仇恨犯罪报告数量的显著上升。
厌女成为动员力量
与此同时，在疫情期间，加拿大超过一半的女性身兼照护者角色，既要在家中劳动，又要承担前线工作。这让她们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应对不断上升的性别歧视和厌女潮流。
相反，公共话语开始越来越多地推崇“传统妻子”理想和家庭主妇角色。这不仅仅被视为个人选择，而是被塑造成更广泛的文化期待，把传统性别角色重新带回主流。
尽管这种厌女倾向看似边缘，但实际上呼应了主流政策，威胁生殖医疗、限制性别表达，并将女权主义描绘成对国家稳定的威胁。
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广为人知的政策纲领《2025计划》，提出要废除生育权，削弱LGBTQ 保护措施，并扩大国家对性别和家庭生活的控制。
这些厌女叙事在流行文化中不断被强化。2024年5月，NFL球员哈里森·巴特克在本尼迪克特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告诉女性毕业生，她们真正的使命是成为妻子和母亲。
这种言论通过将女性角色限定在家庭生活中，重新确立父权等级秩序。但这并不是关于家庭价值观，而是关于权力。
美国在限制女性生育自主权和民主投票权的措施，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女权主义者予以反击，“男性圈”播客网红们却迅速为巴特克辩护。
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尼克·富恩特斯把这次演讲称作“宣言”，而夏皮罗则将其描绘为无可争议的真理。
我们对夏皮罗、富恩特斯等人的播客节目分析显示，厌女和种族主义叙事通过重复和情感包装被不断强化。在讨论巴特克演讲的播客集中，仇恨言论和厌女内容高度集中。
夏皮罗和富恩特斯都将女权主义描绘成威胁，把母职定位为女性真正的使命。夏皮罗通过精心计算的主流话语，把针对巴特克的反对声音淡化为自由派的愤怒，使用的是经过美化的“家庭价值观”措辞。
富恩特斯则宣扬极端神权主义愿景，根植于白人天主教民族主义。在他主持的《美国优先》播客第1330集中说：“我希望女人蒙上面纱。我不希望她们被看到。我希望她们听从丈夫的话。”
这些言论始终与巴特克最初的观点一致，反映出像《2025计划》这样的政治文件中更全面的削弱性别平等的政治努力。
其他公众人物也推波助澜。德克萨斯州巨型教堂牧师乔尔·韦本甚至主张应当公开处决那些指控男性性侵的女性——这是在“男性圈”社群中流传的骇人言论。
从边缘到主流
网络上的这些现象不仅仅是文化噪音，而是保守政治组织、媒体和右翼意见领袖有组织地操纵性别规范、破坏平等、瓦解几十年女权主义进展的协同行动。
当厌女成为政治策略，不再局限于播客或表情包，渗入日常用语、法院裁决和公共政策，并且影响已经波及全球。
这种现象也不是新鲜事。2012年，澳大利亚时任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在议会中公开指出性别歧视性语言，包括她被称作“女巫”和遭到轻蔑的口哨声。
她的发言揭示了政界厌女语言的正常化现象，同时也引发了舆论反弹，甚至有人错误地将反移民言论嫁祸到她头上。
在德国2021年联邦大选前，绿党候选人安娜莱娜·贝尔博克遭到来自国外势力有组织的虚假信息和抹黑行动，试图破坏她的信誉，质疑她在公众眼中是否具备作为母亲的合格形象。经过数字处理的裸照、伪造的抗议现场照片以及虚假的信息图广泛流传。
这些行动显示出，厌女言论如何被用作武器来操纵选举，甚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22年一项“Me too”运动的诉讼分析显示，尽管对性侵和性骚扰的认知有所提升，美国法院仍常用法律语言强化受害者指责，将受害者置于句子的主语位置。
例如，“受害者未能抵抗”或“受害者没有立即报案”这样的措辞，把注意力转移到受害者行为，而非加害者行为上。
这些细节继续影响更广泛的法律叙事和公众认知。
数字平台是战场
认清这些关联至关重要。极右翼势力正通过把性别问题包装成怀旧的“真理”或“传统”而不断壮大。
需要认识到，数字平台并不是中立、怀旧的空间。
相反，这些平台是争夺权力的对话战场。笑话、推文和演讲都具有真实的政治分量。
在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中，互联网不仅仅是反映多重现实的镜子。这是一种由科技行业打造、从未旨在民主化传播、劳动或社会角色的工具。
如今，这个工具正被用来发出父权控制的信号，并重新确立父权统治。
